路遥1991年在西北大学的演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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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遥1991年在西北大学的演讲
一　　
　　今天没有什么准备，到了年底，一切都很乱。过去我在这里讲过好多次，没有什么新的意见，希望大家提出一些问题，这样有针对性，要是乱说一通，大家会不满意的。　
　　我是陕北人，清涧县，家是农民家庭，父母现在还在农村种地。小时候，家里人口很多，弟兄姊妹八个，那时候农村不计划生育。家里很穷，我是老大，七岁时家里不能养活我，把我寄养给另一个家庭。　　
　　童年最深刻的印象是饥饿，父亲是一个字不识的农民，性格很软弱，活得很窝囊，过的完全是被抛弃的生活。小时候，别人家的孩子把你打一顿，回来后希望得到家里人的支持，但得到的是他们再打一顿，不要惹事。所以，在社会上你只有依靠自己，而不可能依靠任何人，这是我那时认识的第一个问题。既然要活下去，就得靠自己。家里把我送到伯父家里，那是延安地区很远的一个县，我几乎没有考虑就答应了。人很小，在家里也无所作为，朦胧地想出去情况会好的，那地方吃的东西多。　　
　　七岁时离开家庭，由父亲带着，心情很难受，感到孤独。那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早晨，穿着破烂的衣服，一双新鞋，穿起来特别艰难，底层都穿破了。一路上要饭吃，到伯父家，父亲只揣两毛钱，第一天在清涧县城待一天，第二天黎明穿过这个县城，街道上空无一人，只有一个卖油茶的老头，穿着破烂的衣服。父亲掏一毛钱买一碗油茶给我喝，还找五分钱。三十年来再没有在这个城里作停留，再也不想停留，不走那条石板街，赶到延川县伯父家。伯父也是农民，没有孩子，我到了这里可以上学。上学很艰难，很穷。好在学校离家五里路，可以回家吃饭。当时，衣衫褴褛，裤子破了不敢到别人面前，有人恶作剧，专门把我拉到人群里，惹得哄堂大笑，我很伤心。小学念完后，就上中学。伯父不让上，他没有孩子，养我是为了照料他晚年的生活，那时就被确定当农民。
　　为什么让我上学呢？那时是集体制，农民的观念，有一个读书人，认得工分，认得帐就行了。而念完小学，可以达到这个水平，家里便不让我继续读中学了。当时社会十分混乱，中学要到县城读书，带着家里的粮食，换成粮票吃。不让我念书，心里很难受，这些在小说里有体现，通过不同人物来体现。当时我与家里达成一个协议，我可以不读书，但是能不能考一次试，考上了，说明我有能力，不让上学，原因是你们大人的。我参加了考试，县立中学，一两千考生，竞争激烈，只录取二三百人，我名列前茅。但随着通知书的到来，意味着我从此失学。我心不甘，既然考上了，就要上。就和家里对抗，这是我一次最重大的选择。伯父当时把劳动工具都准备好了，和他并肩作战。我无动于衷，把工具统统扔在河滩，跑到县城，找到同学，都是些小朋友，有些江湖义气。他们帮助我，两三个小伙伴让家里大人帮着说，开学已经半个月了。当时规定，十天未到，学校就不让上学。有个大队书记和校长认识（那时候我就会走后门了），说情，理由是贫下中农的儿子，做工作，这才让上了中学，很困难。这在我的中篇小说《在困难的日子里》有所表现。家里不承认我的行为，说我是非法的。既然上了学，勉强承认了。每月只给25斤粮食，这是和家人谈判得来的，在中学，这些粮不够吃，学习完后，在野地里找乱七八糟的东西吃。
　　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，我参加了文革，和那时青年一样，狂热，一样盲目，思想的、精神的、行为的，各种考验折磨都经受过。回到农村，在小学教书，有过许多梦想和爱好，没想到会当作家。那时梦想当国际刑警侦探，在飞机、火车上和坏人作战，作后把手铐戴在坏人手腕上。还想做国际问题研究，给X部门提供一种意见。总之，都是有刺激性的东西。后来，喜爱看书，看书是一贯的，范围广，读了许多其他的书，接触了一些文学著作，感到在这方面有才能，试着写一些东西，自尊心建立起来，也划一些诗歌。生活安排比较经常，规定一年内读什么书，学外语——俄语，锻炼身体，主要受毛主席青少年时期的影响，后来也荒唐地试过一次，在大风大雨中跑到山上。在县城做过零星的工作，做过宣传工作，县剧团当过编剧，宣传过毛主席著作，这一时期干得很混乱。七三年推荐上了大学，是工农兵学员，那些大学都不要我，最后延大收留了我，学习三年，到《延河》编辑部，一直到八二年，专业创作。
　　
　　二　　
　　现在谈一谈文学方面的经历和活动，谈我的《人生》和《平凡的世界》这两部的情况。
　　《人生》是我三十岁左右的作品，已成为历史了，明确带有青春的影子，反映了我那时的精神的敏感。是不成熟的东西，但还能继续。放在当时的环境中考察，这是一部挑战性的作品。大学时，上课不正常，靠自己学，零零星星地学，那时是影印的教材，自己明白这些都是不值钱的东西，给老师留下了坏印象，经常不上课，只有一两个去上，那是出于礼貌，和老师关系好。我自己建立了严密的学习计划，学习靠自觉，这很重要。我认为人的觉悟期越早越好，当然有些人终生不悟，这是个别情况。那时侯就思考这样一些问题，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？怎样生活？混，很容易，但我不愿意那样，自己对在就负责。学习计划很严密，自己学俄罗斯文学，欧洲文学史，中国文学史，这些比较可靠，是些代表性作品，沿着这些，自己找书读，阅读了各个时期大部分东西。我把时间分为正式时间和业余时间，这是我的正式时间。另一种在阅览室，买个饼子，不出来，把当时的文学杂志从创刊号读到终刊号（文革中有好多杂志都停刊了），几乎全部所有的文学杂志，见到了整个文学发展的面貌。最大不满是中国文学，最大不好就是篇中人物，好人是好人，坏人是坏人，这些和古代比起来，古代就不是这样。对十七年的文学也不满足，但我应该怎样，这时还没形成。“四人帮”打倒后，出现了许多轰动的作品，我还不满足，这些只不过把原来的人物倒个个儿（好人成为坏人，坏人成为好人）。从艺术上来说，很简单，离文学比较远，我就想尝试一种挑战性的东西，让评论界分不清是好人还是坏人。三岁小孩都知道你是坏人，刘心武蒋子龙都逃不脱这种模式，仍然在原来的轨道上滑行，仅仅是内容造成的轰动。我有勇气，有信心来挑战，来回答这个问题。这是《人生》的思想背景和动机。我当时认为我抓住了一些东西，最起码对中篇来说，我会提供新的东西。写作处于封闭、狂热的状态，在陕北一个县城招待所写成的，工、共21天，身体好，大小便不行，鼻子、嘴溃烂，写作是一种熬煎。整晚整晚都在招待所院子里转来转去，招待所领导半夜拉开窗帘往里看我干什么？认为我是神经病，就给县上领导反映，县上领导对他说人家写东西，不让打扰。那是全身心的投入，睡觉时睡不着，工作十八九个小时，背着手稿走了一圈。《人生》在精神上准备了好几年，结果引起了争议，我当时就意识到，我知道会是这样的。
　　《人生》写完后，导致了我的灾难性生活，因为这打乱了生活，来人，电话，电报，各种各样都来，十分烦乱。不同剧种，包括电影电视，都来人，要求改编。有时候一封电报半夜打来，以为是家里人死了。原来是一个导演，简直气得你没办法。我很痛苦，我不是圣人，这样，过着一种支离破碎的生活。当然，我努力工作，就希望得到回报，我不拒绝红地毯、鲜花、荣誉，但长期陷于此，我就很寂寞，人的劳动就想取得成果。一个人真正的快乐在过程中，不在结果。所以我这时特别怀念创作生活，不愿受这种热闹的生活。我性格孤僻，不愿接触社会，一遭到困难时，回到陕北的沙漠中。沙漠是我很向往的地方，一个人长时间躺在那里，感到博大，思想延伸很远，　　　（有两字不清晰)抛弃，看清自己，做出判断，规划下一步怎么办。必须脱离这种生活，过另外一种生活，不能混着活下去。这时想起了十八九岁时，记起要做一件大事，而做这件大事时，必须在四十岁以前，梦想随时间推移而消散，但具备一定条件后，少年的梦想突然就会闪现，许下个愿、诺言，或者吹过一个牛皮，于是作为严肃的问题提到面前，开始就考虑困难很大。《人生》才十三万字，而这是多卷的大规模的东西，能驾驭得了吗？
　　这一部有两个困难。首先是漫长的过程，这一般很长时间，将要在文坛上消失，这样的牺牲，如果有成绩，是安慰，如果失败，就完了，葬送了自己。这种决定是人生的赌博（这个词恐怕用的不恰当），把青春押在赌注上，这意味着把最好的年华投入到不可知的环境里。
三　　
　　离开了暖融融的《人生》，到冰天雪地里。有人说，《人生》是不可逾越的高峰，一个作家有一个作品是其人生的最高度。我很不服气，我必须试图跳过，人就是要保持这种劲头！朱建华一样，挣扎着跳了几年，最后还是跳不到。从沙漠出来，我觉醒了，义无返顾，是刀山也要过去，不顾一切地投到这部作品里，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，一步一步来，给自己规定了阅读一百部长篇的计划。这次是带着目的来阅读，看能不能发现新东西。在准备过程中，对未来的创作的精神状态，不按任何人的方式来创作，我把它叫作“无榜样意识”，但这必须在有无数榜样的基础上，自己先找到榜样，阅读和写作一样重要。任何地方都有书，厕所里也有，十之八九全读了，有些作了重要阅读，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读了三遍，《创业史》读了七遍，一边是学习，一边有意识对这些大师挑剔。柳青是重点，我专门挑剔。如柳青认为人物应不慌不忙地出，我就不同意。人物应在最关键、紧要处出现，出现早的话，表现机会多，性格就丰富了。杨有志出得晚，刘老师（按，指陪同的西北大学中文系主任刘建军教授）知道，太晚了，蛤蟆滩出事，他到哪里去了？在阅读中进行某种挑剔。
　　《平凡的世界》反映1975—1985这十年间农村、工矿、城市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，全景式。我认为这一段时间是中国转型期的前奏，充满了密集性的社会事件与政治事件。要求特别详尽的背景材料，故事可以编。翻报纸，《人民日报》、《陕西日报》、《参考消息》、《延安报》十年的合钉本，堆了半房子，一天一天的翻，做笔记，在整个描写过程中，我可以在笔记上找到各种的事情，这样故事就建立在比较可靠的基础上。
　　另一种准备是生活。生活尽管熟悉，但我要重新到位，细细看，譬如一个烧砖厂，我经常去，看扒土、打坯、倒坯、进窑、烧火，还有贷款、税收等等资料。有时趁人不在，偷着撕一张税务发票夹在笔记本里就走，能用就用，经常就带着美国总统那种皮包，进村时，带着两个大箱子。（补充：前面说到阅读时，除长篇外，还读专业性书，知识性的小册子。）每回回来，衣服脏了，回到宾馆，躺在红地毯上，洗个澡，舒舒服服，然后又进村，住饲养室。还有不熟悉的生活，如煤矿，所以第一部就拿到煤矿里写，可以逐渐熟悉，为下两部做准备。在铜川煤矿，兼了个宣传部副部长，不过很对不起，从来没有到位，不知道上下级是谁？这里几万人，生活条件差，一间小会议室改做卧室兼办公室。这里食堂只有米饭、馍、咸菜，连鸡蛋、豆腐都没有（我平时不吃大肉，靠鸡蛋维持）。唯一的蔬菜是大葱，
　　写作艰难，想起来不寒而栗。晚上只睡五六个小时，起来还得走到桌子前，继续写，我自己来说服自己，像哄小孩一样哄自己。看见桌子，像上沙场一样。一个冬天，几乎和任何人不说话，语言能力都丧失了，很孤单。每天吃完晚饭后，散一会步，机器似的。工作特别紧张，上厕所都拿着笔、纸，一到地方，才知道不能上，跑回来放下武器再去。厕所里老鼠多，一进去，窜出来，立在那儿，五分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以后有了经验了，进去时，先在门上踹两脚，待老鼠各就各位后，方进去。办公室有两个老鼠，写作时，卧在沙发上看我，实在没有办法，叫了几个人，打老鼠呢！打死了一只。然后就后悔，觉得这一只老鼠太孤单，打死的也许是这个的丈夫或情人吧。
　　一个人长期地游山玩水，也会感到枯燥，精神喘不过气。我把一章一章的计划写成表贴在墙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.今天又消灭了一章，心里就很高兴。半夜里听见火车吼叫，想象着火车，意味着情人的约会，或久别重逢的欢喜。有一天火车一叫，我自己就放下笔，披上破棉袄，到火车站去，这是拉煤的车，不是客车。我是在这试图接一个人？或是谁来看我了？叹一口气，又回来。到礼拜天六，我从自己的房子向外看对面的家属楼，灯火通明，每个窗户后面都在炒菜，喝酒，外面下着雨加雪，而我一个人。那边楼上的灯最后熄灭了，窗帘一个一个地拉起来..这是自己的选择，无办法，涌出热辣辣的眼泪。
　　第一部初稿很艰难，坐在吉普车上感到难受，回到城市后看到街道两边的小吃，非常眼馋，这些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，就是山珍海味。第二部结束后，身体完全就垮了，第一天写完，第二天就爬在地下起不来了。靠着精神，斜着身子抄完稿子，浑身没有劲，只有膝盖上还有劲，趴在地板上，整理稿，每吸一口气，费九牛二虎之力，得一种怪病，气能吸进去吐不出来。这种病你不吃饭在火车站扛三天麻袋就会得的。然后看病，给肌肉上注射什么东西。有个年轻的中医，说是得了虚症，开的药，人参什么都有，直喝得我吐不出痰。在西安待不下去，这是命运。我就想在中国任何作家完成长篇是不可能的，曹雪芹没写完就死了，身边的柳青也没有写完，我会不会呢？
　　陕北天气凉快，我戏不进去气，身体总崩溃了，回到榆林，领导熟悉我，介绍一位老中医（榆林地区的中医在解放前都是闻名的，十分发达），诊断后，让我在镜子里看舌头，舌头全黑了，这是人参吃坏的，只开了一副二毛钱的药，一吃即吐痰，把这个病先解决了。然后开一百副丸药，一百副汤药，像牲口吃料一样，吃了三个月，体力稍微恢复。休息一年，接着搞第三部，趁着还有劲，写完。我不注意吃，不锻炼，所以在第三部写作中，开始有了注意。榆林地区领导邀请在宾馆写，饭安排在厨房子，写得比较顺利。八八年5月份，是全书的最后过程，我来到甘泉县写最后的部分。我和甘泉县有缘分，我的《人生》就是在这里写成，5月25日，完成了。
　　这时，X人民广播电台正播前两部，最晚在6月初送到电台，他们要及时播送。本来，这三部要求身体在最高潮时候完成最好的部分，我这样咬着牙写，赶在6月1日前写完。朋友在这一天，一方面庆贺我，我也要在这天晚上过黄河，抄近路赶到北京交稿。如果回西安，就跟不上了。这天下午6点，朋友们做一桌饭等着，我关着门，不准任何人进来，控制着自己，不要激动，马上就写完了！一控制不住，右手开始痉挛，这样都拿不住笔，怎么办？我把电壶水往盆里一倒，掺些凉水，三个毛巾，浸入，手伸进去烫，让手松弛。抄完后，把用了六年的圆珠笔抛出窗外，跑到厕所里照一下镜子，我成了另一种样子，想六年前我的情形，自己这最后一段好年华就消失了，坐在桌前，停了十分钟，沉默。我想起了托马斯·曼在《沉重的时刻》里一句话：“终于完成了，它可能不好，但是完成了，只要是能完成的，它就是好的。”
　　写完了，完全成了白痴状态，像五六岁的小孩，要进北京，人不放心，这样就和弟弟一块进京了，跟在弟弟屁股后，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。过马路时都不知道在干什么？
　　
　　四　　
　　这种劳动并不是特殊的劳动，任何人都要对生命抱有正确的态度，作家这样，农民也是这样。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父亲，虽然懦弱，但很会劳动，种地时，把什么都准备得尽善尽美。拔草锄地，讲究美，他说从任何地方看去，都显得一行一行，很美，曾经在地头种南瓜，说这不一定是为了吃，一到秋天，地头一行一行子都长满了瓜，这“好看”。这就是审美！他干活时有贪婪精神。
　　我认为每一个人，不论搞什么事，都可能在自己的行业中干得好的，一个人最后的价值不在于干什么。我如果当木匠，全力以赴，也会是第一流的木匠。人的生命是在追求的过程中，不是在结果中，结果并不重要。如果论结果的话，人都要死，而且地球也要崩溃，更广阔地看，没有什么伟大与渺小。

       路遥不为人知的“显赫”身份
　　18岁那一年，王卫国（后改名路遥）成为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。彼时，他有一个令人敬畏的“显赫”身份——陕西省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。　　第一个理想——从政
　　现在想来，那应该是路遥人生中最为璀璨亮丽的剪影片段。从政的实践与憧憬，爱情的滋润与甜美，曾经给予出身卑微的路遥太多太多甜腻的陶醉与抚慰。路遥的初恋情人是林红，一位容貌姣好的北京知青。
　　一年后，路遥被免去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，与“仕途”一起被葬送的，还有路遥的初恋。革职返乡途中，有人转交给路遥一封信，信是林红写的绝交信。林红的离去，对年轻的路遥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
　　不过，生活的窘困，情感的挫折，并未击垮路遥的意志，他一边教书挣口粮一边鼓捣点文字，写顺口溜，也写诗歌。
　　著名诗人闻频回忆：“1971年的春天，王卫国穿着件破棉袄跑到延川县文化馆，说要投稿。我和同事正在窑洞外面聊天，接过他的诗一看，是一首8行诗《车过南京桥》，署名‘缨依红’。我们觉得他很有才气，很欣赏他。我建议王卫国重新起个笔名，他说那好那好，抓过一支钢笔，随手将‘缨依红’三字划去，写下了‘路遥’这个名字。我们一看，大声叫好，路遥，真是个好名字。”通过改名，路遥誓言与过去的自己决裂，由此开始新的生活与奋斗。
　　20世纪70年代，担任延川县通讯组副组长的曹谷溪，把路遥“招”过来。通讯组里有个北京女知青林达，和林红是闺中密友。林走近了路遥，给予他很多关心与慰藉。林红依然眷恋路遥，很想恢复与路遥的关系。曹谷溪希望林达能说服路遥重新接纳林红，路遥很坚决地拒绝了。路遥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期间，林达节衣缩食，在经济上给予路遥很多支援与资助。大学毕业后不久，路遥与林达结婚。
　　路遥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是，他在“文革”期间那段不堪回首的特殊经历，后来成为攻击、诬陷他的一大口实。“文革”经历俨然演变为路遥难以言说、不可触及的“原罪”。成名之后，针对路遥的攻击始终未曾消停，这让路遥内心充满了苦闷与愤怒。
　　回击我的敌人
　　进入延川县文化馆，成为一名创作员，路遥终于能吃饱肚子了。“创作员”路遥佝偻着腰匍匐在窑洞土炕上不停地写，稿纸上密密麻麻。
　　1972年，《陕西文艺》（今为《延河》）杂志发表了路遥的小说《优胜红旗》，这是路遥的第一部短篇小说。后来，路遥还发表了一篇中篇小说《基石》。
　　“1975年夏，路遥利用暑假同林达一起去了一趟林达的老家福建。他在回到延安大学前给我写了一封长信，细说了他在沿途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，以及他所感受到的人心民意和国家面临的形势、未来发展的走向。通篇是用文学家的激情，写的是政治家关注的事情。”路遥研究会会长申沛昌明确而肯定地说，“路遥是一个酷爱文学又关注政治的人。”
　　路遥在给曹谷溪的信中异常执拗地宣称，“我要用我的小说，来回击我的敌人，回报我的朋友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”之后，路遥的首部中篇小说《惊心动魄的一幕》，正面描写“文革”的伤痕，勇敢张扬青年的觉醒，1980年在《当代》发表后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。路遥的名字，终于被中国文坛瞩目。
　　“路遥没上大学之前，很认真地对我说，40岁之前，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完；40岁之前，我要成为陕西最有名的作家。后来，路遥成了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他还是那句话，40岁之前要把事情干完。当时我怎么也不会明白，路遥为什么把40岁看得那么重？仿佛冥冥之中，路遥对自己的病有所预感。肝病是路遥家族的遗传病。”言及此，闻频不免唏嘘慨叹。
　　2008年9月5日，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来到路遥文学馆参观，他对陪同人员说：“《人生》我看过，非常好；《平凡的世界》更是一部让人拿起来就放不下的作品，是一部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作品。”
　　当下的文坛，“陕军”依旧生猛。无语叩问苍天，路遥已成绝响。
　　“路遥式”人生
　　贾平凹诚挚有言：“在陕西，将有两个人会长久，就是石鲁和路遥。”路遥文学馆馆长、延安大学中文系梁向阳教授认为，“在中国文坛的大环境中，路遥也会长久的，因为无数的奋斗者、无数下层社会的人们能够在他的作品中感受温暖，找到奋斗的理由。”
　　曹谷溪回忆：“路遥是非常倔强的陕北后生，生活的贫困、前途的黯淡，让他产生了嫉恶如仇的动力与勇气。正因为一直弱小而卑微，所以路遥无比强烈地渴望强大，渴望出人头地、建功立业，渴望赢得更多人的尊重。”
　　写作《平凡的世界》期间，高建群陪同路遥去陕西黄陵煤矿体验生活，当有人围着高建群求教时，路遥多少显得有点不悦，“他觉得自己才是老大。”“王者意识”浓厚的路遥非常要强，他很在意自己在陕西作家群体中的排序。凭借作品成为陕西乃至中国最优秀的作家，是路遥的追求。1982年路遥发表中篇小说《人生》，后经著名导演吴天明改编为电影，轰动全国，初步奠定了路遥在陕西文坛当仁不让的领军地位。
　　1986年在西安召开过一个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，会议由路遥倡议、发起并主持，包括陈忠实、贾平凹、高建群在内的陕西省知名作家悉数参加。从那以后，陕西省作家群体掀起了创作长篇小说的热潮。此种风潮的引领之下，《平凡的世界》、《最后一个匈奴》、《白鹿原》先后出版，在中国文坛搅起一阵“陕派”旋风。
　　闻频清楚地记得，路遥常说一句话，“人生到了最关键的时刻，就好像足球运动员的临门一脚，哪怕把腿踢断，也要拼尽全力。”“当时，路遥正在写《平凡的世界》，这句话很能代表路遥的性格。”闻频说。
　　《平凡的世界》（第一部）问世之后，路遥没有赢得掌声与喝彩，相反却遭遇文学评论人士的当头棒喝。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描是路遥的挚友，据他回忆，“1986年的冬季，我陪路遥赶到北京，参加《平凡的世界》（第一部）的研讨会。研讨会上，绝大多数评论人士都对作品表示了失望，认为这是一部失败的长篇小说。”
　　呕心沥血创作的一部长篇，居然没有得到“主流”的认可，路遥的心情灰暗到了极点。回到西安，路遥对白描说，“我要继续写下去，写第二部，写第三部。”
　　“我说路遥脆弱，很多人都不相信。”陕西省作协副主席高建群认为，“出身贫寒、家境凄凉，在路遥心中一度深藏着自卑。为了掩盖这种自卑，他把自己沉浸在文学创作的忘我之中，塑造了许多寄托个人诉求的硬汉形象。”通过自我奋斗，驱逐那些蛰伏内心浓烈如斯的自卑情绪，屈指算来，路遥用他的作品，奋争了20年之久。
　　1987年底的一天，在开往鲁迅文学院的公交车上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导叶咏梅偶遇路遥：“这三年你怎么一点动静没有了？”路遥语气淡淡地说，“我的一部长篇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第一部刚刚出版，第二部也已杀青，正在创作第三部。”
　　“我太熟悉陕北那片黄土地了，路遥的小说真实而感人，我和路遥是同龄人，1975年我就认识路遥了，读他的作品，让我深有共鸣。路遥的小说《人生》在电台播放时就曾引发过轰动。”叶咏梅敏感地意识到，应该在电台播讲《平凡的世界》。于是，她找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，索要了3本《平凡的世界》第一部，一本送给台领导送审，另一本给了李野墨，这位已然显露风采的青年人刚刚播讲完长篇小说《新星》。李野墨连夜阅读，按捺不住激动给叶咏梅写了一封短信，要求播讲这部小说。
　　原本不被文坛看好的《平凡的世界》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讲之后，全国听众反响异常强烈。
　　路遥，不可遏制地名满天下。《平凡的世界》第一、二部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热播之时，路遥把自己“禁锢”在阴冷潮湿的斗室里疯狂赶写第三部。备受熬煎的艰辛日子里，路遥每天最开心的事情，就是抱着收音机收听半小时自己的小说。这，成为他创作的动力之源。
　　1991年，出齐三卷本的《平凡的世界》荣获第三届“茅盾文学奖”。其时，陕西省委决定，由路遥担任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。一纸任命尚未下达，重病在身的路遥住进了医院。
　　至今，梁向阳清晰地记得与路遥的最后一面。“那时的他，跟夏天回延安养病时的情形简直是判若两人。他已经又瘦又小，满脸焦黑，在病床上蜷曲着。”那一刻，梁向阳体会到的是颤栗与恐怖，“病榻上的路遥好似一堆燃过了旺火的焦炭。他虽身染沉疴，头脑却很清晰。我们交谈了一会儿，他目光突然盯住窗子看。我顺着他的目光瞅过去，原来是几只小麻雀在树林唧唧喳喳地叫着、跳跃着。我的心头沉甸甸的，久卧病榻的路遥多么渴望外面精彩的世界啊！”
　　“路遥活得清苦，他是个矛盾体，内心柔软、外表坚强，始终没有找到平衡点。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悲剧人物，让人无限痛惜。”路遥的文坛朋友说。
　　“在我们陕西农村，祭拜祖先时，老百姓们习惯用一些新鲜水果、食物去祭奠，这叫‘献生’。”在高建群看来，路遥是拿自己的命向文学“献生”。
　　路遥去世后，陕西省作协给叶咏梅发来电报，恳求能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路遥点播一首俄罗斯民歌《草原》。
　　《草原》是大草原车夫的深情咏叹，曲调哀怨、旋律感伤。这首歌，是路遥的最爱。生前，路遥自言，“每次听这首歌都会流泪，我想，我们的人生应该具备担当苦难的意志和勇气。”
　　路遥身后
　　路遥格外娇宠女儿路远（后改名为路茗茗），家住6楼的路遥经常背着女儿攀爬楼梯。弥留之际，最让他牵肠挂肚放心不下的就是女儿。路遥辞世后相当长时间内，路茗茗异常抵触母亲，对其颇有怨愤、记恨。好多年以后，母女二人才重归于好。
　　半夜写作、通宵达旦，早晨从中午开始，尤喜独处的路遥时常自觉地“封闭”自我。凡此种种，都让林达难以适应、无法容忍。路遥与妻子在生活习惯、性格上的差异越来越凸显，一度达到激烈冲突的程度。路遥谢世前，他和妻子的关系僵硬而对立，双方曾达成协议离婚的方案，但终究没有签署。
　　这些年来，路茗茗每一次阅读《平凡的世界》都情不自禁纵泪滂沱，“这些作品让我更深刻、更彻底地了解了父亲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