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北大学

标题: 文学批评不是批判，是建设 [打印本页]

作者: guozonghui888 时间: 2015-12-29 09:36
标题: 文学批评不是批判，是建设
23日下午，包括李敬泽、谢冕、曹文轩、陈晓明、孙郁、程光炜、戴锦华、孟繁华等在内的四代批评家共聚一堂，围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三本新书《我的批评观》、《网络时代的文学引渡》、《以文学为志业——“80后学人”三人谈》展开讨论。
《南方文坛》主编张燕玲表示，沙龙名为“批评的初心”，初衷有三点，第一，《我的批评观》集成了96位文艺批评家的文化批评观，完整呈现了“96颗文艺批评的初心”18年来的创作全貌；第二，批评的初心在于描述和激励当下，批评的初心是否纯洁、朴素？是否在经济时代有所迷失？第三则是《网络时代的文学引渡》和《“80后学人”三人谈》，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四位作家的批评初心。
时间：12月23日下午
地点：北京大学人文学苑一号楼108会议室
文学的引渡工作或摆渡工作在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
李敬泽（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）：我觉得中国作家们最会写创作谈。中国的小说、文学是不是世界水平有争论，但如果论“创作谈”的水平肯定是世界级的。《我的批评观》中批评家的创作谈也是世界水平的，这本书体现了他们批评生涯青春勃发时期的志向与信念。十几年后再放在一起，由此可以考察中国文学批评这些年来所走过的道路，包括我们批评家们的观念、对批评看法的变迁，我认为属于一种“立此存照”的书。
邵燕君的《网络时代的文学引渡》还没有印出来，我觉得叫“文学引渡”像是犯了什么事似的，其实也可以叫“文学摆渡”——但又好像是给“百度”做广告。题目不太好起，但书很有意思，昨天我认真读了邵燕君的前言，一边读，一边感觉自己被左右开弓地抽耳光，自我认为她是在批判我，包括我对网络文学的理解。去年我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了一篇文章《无知者无畏》，大言不惭地宣布网络文学不止通俗文学。结果邵燕君在这本书中告诉我们，网络文学的要害不在文学的网络，网络文学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那个通俗文学。我觉得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和很大的启发。我满怀期待看这本书。
这本书在前言中谈到网络文学正在由印刷文明向电子文明过渡。我们往往喜欢宣布什么时代终结，什么时代开始，但有时候会想，我们恐怕被外国人给忽悠了，外国人经常宣布什么东西烟消云散，但他们没拆光，上帝没真死，反而我们都当真了，把上帝跟诸神全给弄没了。我们在一个又一个时代中跑得太快、过快，以至于绝尘而去不知道到哪儿去了。
当然我这个感慨不是针对邵燕君提的“印刷文明”而说的，我只是觉得，甭管什么时代，“文学引渡”或者“文学摆渡”的现象非常重要。也许印刷文明真的要完蛋，我们成了最后一代拿手写字的人，但不管真完蛋还是不完蛋，文学的引渡工作或者摆渡工作，在任何时候都是至关重要的。
我们以前的时代
“批评”是没有“观”的

批评漫画。（图源网络）
谢冕（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，北京大学教授）：“批评”在我那个年代是很贫乏、枯燥、僵硬、单调的，在那个时代是一个两个。批评家成一个群体，像今天这样96个人来谈“我的批评观”，是我在几十年前难以想象的。过去“批评”是没有“观”的，因为批评只是一种形式，也就是被打了，被扣了帽子，上山下乡，是这样的一种批评，没有自己的“观”。
杨庆祥参加的会议，我听了好几次，感觉到他对中国文学界的把握。他的睿智、锐利，真是“后生可敬”，很欣慰。邵燕君温文尔雅，大家形容是“乖乖女”。后来我把她带坏了，既喝酒又抽烟。邵燕君有独立的眼光，有批评家的独立性。
关注网络文学
功德在于主持公正
曹文轩（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，北京大学教授）：邵燕君在回答我为什么选择研究网络文学时说到了各种理由，理由非常雄辩有力。我个人的看法，最大的利益在于她带来了至少是文学创作上的自由和民主。我一直不谈网络文学本身的价值，更准确的说法是，我一直不想谈网络文学本身的特殊价值。我的理由很简单，网络文学并没有构成另一种形态的文学，只不过产出的渠道不一样。
记得许多年前，报社记者让我说说对网络文学的看法。我反问他：有一种网络文学吗？我只知道有一种从网络经营管道出生的网络文学，如果确实是文学，即便管道不一样，也应该遵循一般的文学规则，不可能成为例外。至于它会采用一些特别的网络词汇，我认为无关紧要。
支持我这一看法的根据是，那些在网络上，我读起来的作品，后来都转化成了纸质得以出版，而我们看到的只是通俗小说而已，它并没有创造出另一种文学形态。它最大的意义在于它不费吹灰之力就丰富了从前的出版制度。那个制度很森严，它将无数有才华的作者拒之门外，使他们根本无法看到文学的变化，尽管他们也一样是文学的善男信女。
我是这个出版体制中的人，我很生气地感受到这一点，我能到今天，站在这样体面的位置，是一种汗水、智慧，加上天时、地利、人和才达到的。我亲眼目睹许多人最终也没有获得入场券。
现在网络时代来临了，那个属于少数人的出版制度不再那么威严了，那些怀才不遇、郁郁不得志的写作者，说一声老子“不进你这个门了”，一转身面对网络。出版的不公平被打破了，理想的公平竞争实现了，从发表的角度来讲就是如此。
作为一个特定学科，中国当代文学我认为需要这样一批热血学者，不求沽名钓誉。没有邵燕君的解读和清理，网络文学有可能永远被忽略、被误解。
最后说一点建议：邵燕君可以稍微调整一下研究态度，不比网络文学与知名文学的高低。你关注网络文学，功德在于主持公正，把不在文学史写作者视野中的风景呈现出来，从而使在文学史中所呈现的文学版图是完整的，而不是残缺的。你尽可以展示、展望印刷文化的末日，但只怕你我都看不到这一天。今天早上我看到美国一条新闻，说的是2015年新统计的一个数据出炉，这一数据表明，2015年的纸质图书更上一层楼。那句话也许才是真理：内容为王。
一个全新的文明样态下
怎么讨论文学批评？
戴锦华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）：阅读文学作品是我生存性的组成部分，而做文学批评是我的业余爱好。当年到现在文学批评没有太大变化，但是放置文学和文学批评的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和深刻的变化。一个全新的文明样态，并且尝试回应危机、人类求存的时刻，是根本要开始了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怎么讨论文学？怎么讨论文学批评？
我觉得当年我们的文学批评，或者我业余所做的文学批评，现在看来非常幼稚，但我想我们的诉求也许在今天有意义，就是我们的批评能尝试获取一种社会的激情。今天我所了解的文学批评最大的进步，是文学批评成为文学生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、中国文学体制、中国文学机制之间的互动关系，远远深刻于我们那个时候所谓自然的存在社会研究，现在它更强有力地加入到体制性的运行和体制性的生产之中，而且影响了它、形塑了它。
我所关注的世界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，它们曾经是如此特殊。文学不是现代的产物，但是现代文学形塑了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学。今天我们到底是否走到了后现代或者后现代终结的年代，是否面临着后人类取代人文主义的年代？这些我但愿是危言耸听。
可看似社会转型的深刻，必然造成我们所深知的任何场域，包括人文学科、人文学术、人文主义、文学与文学批评，都在“被”秩序。所以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不是一个文学边缘化的问题，文学从某种意义上并未边缘。今天文学在人们生活中的角色仍然不可替代，如电影、电视剧没被替代一样。但是今天现代文学、现代电影、现代艺术的社会结构是否仍然会继续？是我们要提出的问题。
在文明的临界点、突破口上，文学工作者、文学批评家、中文系教授，他们是已经被弃的棋子还是空前重要？一个新的形塑过程已然开始，你自觉或不自觉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可能已经在形塑新的文化过程当中，我不是想投降，但是我认为单纯地抵抗和坚持没有意义。在这个时候，一个高度自觉、原创性的应对成为必需。
批评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建设
是跟自己争论
臧棣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）：我们“60后”在知识沙漠里成长起来，对批评和中国思想场域有这样那样的关系，真的有一种初心的感受。批评对整个20世纪的文化史建构包括研究脉络的建构，所起的重要作用还没有被大家认识到。
批评在中国古典世界里，是文人之间的闲谈或者雅集的交流，无法作为人文实践展开。但到了现代以后，文学批评作为社会动员的一种方式以及人文实践，对社会的塑形、塑造，对民心、知识共同体的塑造所起的作用非常巨大。所以我觉得批评在当代社会里，它的重要性，可能面临着被边缘化或者遭遇很多污名的情况，它所起的作用不像七八十年代会具有轰动效应。但我觉得既然我们从事批评、热爱批评，无论是作为个人的方式，还是作为人文实践看待，题目非常好，因为“初心”非常重要。
我经常在想“批评”本身的性质。在当代中国文化里，特别是清末以来的现代文化里，有一个问题，即“批评的伦理”一直没有被大家重视。从“五四”那代知识分子开始所从事的批评活动，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，最后都变成一种批判。一个人从事批评活动，如果不表达出犀利或者批判的锋芒，大家觉得你这个东西对社会没有启蒙或者没有积极的作用。我想这就把批评和批判画等号了。批评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建设，不是老跟别人争论，重要的是跟自己争论，一方面给批评的对象一个批评的建议，或者建设性的意见，而不是把它作为鞭子挥舞，一定要打翻在地、征服它。
这个问题是中国百年以来在“批评伦理”问题上没有解决好的原因。在当代诗歌的批评场域里，问题更多。本来批评是一种交流和建议，但是由于批评伦理没有建立，会觉得你是在否定他，对这个过度敏感，他们只听赞扬。当代诗歌的批评里，太经不起别人诚恳的、有见识的、朋友式的建议，总是想要一些颂扬的话。批评活动里，我想“批评伦理”的话题在我这一代无法解决，希望杨庆祥这一代能够解决。
多样性的批评景观
已经出现了
孙郁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）：我过去有一个看法，觉得写得最好的批评文章是作家写出来的，包括卡尔维诺、托尔斯泰，他们的批评文章写得真是好。但是现在发生很大变化，这个变化跟我们的教育体系、人才培养模式有很大关系。中文系培养了很多学者、批评家。多样性的批评景观已经出现了，且很有意思，这种言说很职业，所以我觉得当下文学批评家的出现，真的是一个令人高兴的事情。另外这种职业性有一种大家超越自己职业与现实对话的可能。
今天很高兴看到了黄平、金理、杨庆祥《以文学为志业》这本书。我认为这三位批评家很有代表性。
很多年前我看过金理写的一篇文章，谈章太炎关于名教所阐释的近代个人主义思想，我特别惊异。后来他转向当代文学，带着近代文学的经验性搞当代文学，有着深厚的历史视野在里面。
我对黄平的学术很感兴趣，觉得很有意思。我昨天看到他关于王小波的研究文字特别惊讶。他的研究，对那一代人的创作、自由精神的把握的确了得，有很多让人感到眼前一亮。
杨庆祥是我的同事，也是我们文学院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。他的成长有着与程光炜老师等人的互动因素。他们三个人的对话，讨论了许多当下文学非常敏感的话题。我敢说，这是我们这代人所没有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杨庆祥提出的文学批评是超出职业的，提出很多重大话题，比如“80后”怎么办。“80后”的问题，不是一代人的问题，而是几代人的问题，是我们这一代乃至全社会的问题，或者是我们文化逻辑起点的问题。
我懂得了王小波所说的
“通过文学解释我自己”
黄平（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）：我想起王小波先生生前的一个电视采访，一个记者问王小波写作是干吗？为什么要写作？王小波讲，大多数作家是解释这个世界，我是通过文学解释我自己。
我当时一直听不懂，解释世界比较重要，为什么解释自己？我就认为是一个俏皮说法，但今天似乎懂得了。这个《三人谈》暴露了我们同龄人非常深刻的内在分歧，而且不光是彼此间的分歧。更重要的是三年过去了，自我和当年的自我同样存在着深刻的分歧，所以我现在想清楚，解释世界容易，但解释自己更难。《三人谈》从2012年的连载结束了，现在结集出版，借用王小波《黄金时代》里的一句话：好像一切结束了，又仿佛是刚刚开始。
这本书最大的意义是见证了
英姿勃发的友谊
杨庆祥（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）：我高中时的梦想是做一个诗人，没想到今天成为一个文学研究者。《我的批评观》这本书，用一句话来说，可能是中国当代批评界的“光荣与梦想”。从内容而言，建构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谱系和景观。这个谱系和景观重要的特点是带有人的体温和生命的痕迹。这种带有个人体温和生命痕迹的记录和书写，我觉得就是文学和批评的初心。文学是带有人的生命和体温的东西，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守护性质。
《三人谈》这本书是张燕玲老师一手促成的。当时我们三个人在上海作协的咖啡馆里，张燕玲老师把我们当作孩子一样，说你们三个人做一个“三人谈”。在这个激励下，三个人确立了提纲，然后反复地沟通。这样的《三人谈》在今天看来是比较粗糙、比较幼稚的，远远没有达到戴锦华老师说的原创性的应对。但是我觉得我们其实有这个想法，希望通过梳理自己的谱系重新提出一些新的观念和想象方式。所以我在《后记》里说，这个书如果有什么意义，可能最大的意义是见证了我们英姿勃发的友谊，希望大家不要笑话。
一开始我们在具体问题上分歧特别大，我是非常偏激的，对于郭敬明、对于这个时代的文学非常偏激。黄平会把我驳回去，金理比较中立。这是我们非常好的友谊见证。有一本书叫《莎士比亚笔下的爱与友谊》，我们不能比肩莎士比亚，但爱与友谊是人类一直延续的，所以对文学的爱、对批评的爱包括对师长的爱，会一直激励我，而且我们一直这样做，努力想象这个世界的新方式、批评的方式。我们三个人以后的分歧和不同可能会越来越大，但对文学的初心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变化。（文/张嘉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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